近年來，我國醫藥市場規模持續快速增長，并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醫藥市場。加之2017年6月我國正式加入ICH以來，CFDA先后通過接受境外臨床數據、設立臨床急需境外新藥名單等政策，大大縮短了國內新藥進口的時間。

而得益于我國對創新藥的加速準入，跨國藥企在中國市場的業績實現了強勁的增長。據各跨國藥企公布的2019年三季度報顯示，受Keytruda和九價HPV疫苗的驅動，默沙東中國區Q3業績猛增90%；羅氏、阿斯利康中國區業績分別增長53%和37%....而良好的增長勢頭也進一步增強了跨國藥企對中國市場的信心，越來越多的跨國藥企甚至將中國市場定位為“未來增長的關鍵支柱”。我國逐步向全球新藥市場中心靠攏。

不過，受一致性評價、醫保控費、“4+7”帶量采購、醫藥目錄談判等國內政策措施的影響，跨國藥企的一些高價原研藥難以進入醫院渠道這個重點市場，再加上快速、大比例的仿制替代，原研藥的市場份額不斷的縮小。

在這種情況下，跨國藥企不得不調整其在華的策略。特別是今年，為了穩固甚至進一步加快其在中國的布局，諾華、輝瑞、賽諾菲、GSK、BMS等多家跨國藥企頻頻動作。

從上表可以看出，2019年，跨國藥企在華主要作了這些調整：

1、布局創新藥研發

一方面，跨國藥企在華建立全球新藥研發中心，或是對中國區已有的研發中心進行運營戰略的調整，如羅氏、拜耳就有新的研發中心落成，而諾華則將其上海研發中心的運營重點調整為聚焦于擴大早期臨床開發以及后期臨床試驗的規模和領域上。

另一方面，跨國藥企通過與本土藥企的合作，擴充產品線，同時依靠本土力量加快新藥的審批上市等進程。在今年的進博會上，阿斯利康就與德琪醫藥、上海和譽生物醫藥等多個本土創新藥企就多個小分子藥物建立了合作關系。值得注意的是，阿斯利康與這幾家中國本土創新藥企并不是簡單License-out創新藥管線的模式，而是形成合作關系共同推進這些小分子創新藥在中國乃至全球的研發工作。這種合作方式不僅只是聯合研發創新藥，還能共同分擔研發風險與成本，并共同分享上市后商業收益，當然，以后跨國藥企與本土企業還可能衍生出更豐富的合作形式。

而通過在中國建立研發中心、與本土藥企合作等手段，跨國藥企在中國的新藥上市時間會進一步的縮短，甚至與全球新藥同步上市。目前，不少跨國藥企都透露了其在中國的新藥上市計劃，在未來的5-10年內，預計有超過5家跨國藥企會在中國提交10-60個新藥申請。

2、人事調整

回顧2019年，多家跨國藥企對其在中國市場的掌舵者進行了調整，BMS、賽諾菲、GSK、諾華等跨國藥企均包含在內。而這些企業對中國區高層的人事調整，可以說是跨國藥企在重新審視了中國市場的生存法后作出的反應。

如輝瑞與邁蘭的“聯姻”可以說是今年醫藥行業最熱議的事件之一，這兩家的合作其實也算是政策倒逼下的一次抱團取暖。而這個事件也帶來了一系列的人事變動，為了適應中國市場環境變化，輝瑞普強中國區總經理吳鋒離任，而后又有5位業務總經理集體辭職。上個月，輝瑞中國又一名老將吳琨也告別了長達24年的輝瑞工作生涯。

3、剝離非核心業務

受“4+7”帶量采購政策持續推進的影響，跨國藥企為了減少原研藥受到的沖擊，不讓部分產品影響業績，通常都會采取“瘦身”的方式，剝離非核心業務，讓自身更加聚焦于核心業務。例如，今年諾華擬以7.9億元轉讓剝離技術與藥品開發資產后的蘇州諾華制藥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權給九洲藥業，GSK將其蘇州工廠以及乙肝藥賀普丁出售給復星醫藥等。

其實，在中國運營的跨國藥企從未停止過對本土化研發模式的探索，特別是在目前中國醫藥產業升級、重構的時段，跨國藥企進行戰略調整已成常態�？鐕�藥企只有順勢而變，才能更好的在中國市場存活，當然，需要“變”的不僅是研發模式，還包括營銷和市場進入方式等方面。

另外，業內普遍認為，創新產品將是跨國藥企未來業績增長的動力來源，而隨著中國藥品審批的不斷提速，跨國藥企與本土藥企免不了要進行激烈的競爭。而最后誰能從這場爭奪戰中突圍而出，就看其現有的產品布局、銷售能力等了。近年來，我國醫藥市場規模持續快速增長，并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醫藥市場。加之2017年6月我國正式加入ICH以來，CFDA先后通過接受境外臨床數據、設立臨床急需境外新藥名單等政策，大大縮短了國內新藥進口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