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早已有血的教訓

眾所周知，美國是全世界疫苗監管最嚴格的國家，但嚴格的審查機制來源于一次血的教訓。1955年，卡特制藥廠的脊髓灰質炎疫苗由于在福爾馬林滅活相應病毒時不夠徹底，導致疫苗受到污染，最終的結果就是12萬名接種兒童中的4萬人染病，113人癱瘓，5人死亡。

“卡特慘案”雖然沒有讓卡特制藥廠承擔刑事責任，但民事責任高達數百萬的賠償金卻讓卡特負重難行。這導致了大批疫苗生產商面臨的風險陡增，疫苗價格也瞬間飆升，因此許多疫苗公司紛紛打起了退堂鼓，甚至關門大吉。然而，這還只是災難的開始，這件事情直接導致更嚴重的后果——美國公眾對疫苗的信任度降低到冰點，很多美國人從那時候開始拒絕再注射疫苗。與此同時，公共衛生官員們也開始擔心，曾經的流行病會卷土重來。

1986年，里程碑式的《國家兒童疫苗傷害法案》將美國的疫苗監管推向了一個更加理智的高度。為了減少疫苗生產商承擔的風險和公共衛生的擔憂，法案規定從每支疫苗的銷售中，繳納0.75美元的稅收，作為救濟基金的來源。1988年，美國又在此基礎上又通過了《疫苗傷害賠償程序》，大大簡化了疫苗傷害賠償申請手續，賠償的最高額度可達25萬美元，這才讓疫苗廠商重新投入生產的進程。

為了挽回民眾信任，美國政府對疫苗的生產設置了更嚴格的監管。在生產疫苗方面，FDA設置了三道實驗室門檻以及二道認證。造成的結果是，一項疫苗要獲得許可，可能需要10年甚至更長時間。在流通環節采用“暗訪+召回”的方式監管，其中包括：兒童疫苗的醫療提供商存放疫苗溫度不合規，沒有按照規定每日準確填報存放溫度；過期與未過期疫苗沒有按照規定分區存放；存儲疫苗的設備不達標，有霜凍或結冰等現象。

美國已經向我們展示：織網無法像出拳那樣痛快。制度與法律完善需要時間，對于問題疫苗，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每次事件中找到問題的根源，否則就會陷于“亡羊補牢”的被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