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國民從疫苗接種不良反應補償機制的角度對這個觀點給予了認可。他表示，近年來因為疫苗接種導致的異常反應事件屢見不鮮，而目前針對疫苗接種不良反應受害者的救助和補償機制卻不健全，這給疫苗生產企業、受害者家庭都造成了沉重的經濟負擔和精神負擔，因此，社會上對疫苗責任強制保險制度的呼聲越來越強烈。

本次修正草案中明確提出實行疫苗責任強制保險，意味著今后疫苗上市許可持有人或生產企業必須像機動車投保交強險一樣，這樣，即使有疫苗安全事故發生，企業也可以避免因巨額賠償而導致出現經營困難，甚至倒閉的風險，受害者的權利也將能得到保障。這顯然是希望通過藥品安全責任保險制度的實施，讓疫苗生產企業敢于研發和創新，也讓更多人敢于相信疫苗并積極接種疫苗。

除了受害者權利得到保障，胡曉春還補充道：“目前從一類到二類疫苗在自愿自費原則下的補償性保險險種也開始蓬勃發展，相信通過全面的立體的疫苗保險體系的構建，作為醫改國策中‘預防為主’重要體現的疫苗預防接種事業，將會更好地進入一個健康安全的發展軌道中。”

“這是一項非常睿智的方案。”谷先鋒對于上述觀點也表示贊同。但對于此項制度的執行，他還指出了幾點需要注意的問題。第一，制度執行前，此類事件的受害者賠償問題，不應忽視；第二，建立強制保險制度后，還是不能把所有問題都推給市場，國家需為受害者的權益保護負最終的責任；第三，保險制度的本質是事后賠償制度，而得到這些賠償的代價往往是人們的身心健康甚至是生命，如何建立機制，把風險控制在源頭或建立及時的糾偏措施，減少風險事件傳遞到消費者環節，是管理者應更多考慮的；第四，一旦發現風險事件，如何及時發現，建立通暢、及時、真實的信息發布機制，把損失控制在最小的水平，同時通過正常的信息發布渠道，讓民眾及時了解事件的真實狀況，減少群眾的恐慌心理，這也是需努力的方向。

除了對疫苗責任強制保險制度實行的呼聲熱烈，違法藥企處罰成本低也是一直行業內熱議的話題。因此，修正草案加大了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如加大行政處罰力度、落實“處罰到人”要求、細化并加重對負責人和監管人的處分等自然成為一大亮點。對于修正草案中的處罰力度，三位專家都認為可以對企業責任人起到震懾作用。

谷先鋒表示，這次加大處罰力度，明顯借鑒了西方的管理思維，即對于涉及群眾身心健康的產品，如果誰敢在產品質量上打歪主意，一旦發生，僅從經濟上就給予“傾家蕩產”式處罰。這樣每個企業主都不會為一些眼前利益，置企業和全體員工的利益于不顧而主動做出各種違法行為。以前雖然也有處罰，但是違法行為不一定每次都會被發現，即使被發現，違法成本也較低，不痛不癢，這從某種程度上助長了違法行為的發生。同時，由于違法行為人生產的產品成本較低，對規范生產企業的產品產生一定的沖擊，從而容易造成“劣幣驅逐良幣”。

胡曉春則對此抱有擔憂，他表示，我們更需要考量我們是否更應該在防患于未然方面更要著重采取有效舉措？畢竟，召回也罷處罰力度加大也罷，更多的都是表現在質量問題甚至惡性事件發生之后。但顯然，對老百姓健康安全的保護在事前的預防更加重要。

不僅要下猛藥，更要開良方

10月16日，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和吉林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依法對長生生物全資子公司長春長生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違法違規生產狂犬病疫苗作出行政處罰，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對其處罰款1203萬元。吉林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則罰沒款共計91億元。這樣的處罰力度與本次修正草案的精神達到一致，而這也是對其他企業的一種震懾，告誡那些心存僥幸者，莫要觸碰藥品監管的紅線，否則就會被罰得很難翻身，甚至破產！

方國明表示，嚴肅查處這一事件，既彰顯了藥品監督管理部門違法必究、嚴厲打擊藥品違法違規行為的決心，也體現了政府執政為民、維護人民身體健康和用藥合法權益的立法宗旨，這一點無疑與修正草案的精神是一致的。

但在胡曉春看來卻不是如此。他說：“本次處罰雖然數額巨大，但從法律條款而言并非最高，畢竟即便是修訂前的處罰，針對未經許可生產經營藥品的，罰款的幅度是從貨值金額的二倍至五倍，而本次處罰也僅是相對下限的三倍。所以不能認為這次處罰事件與修正草案的精神一致，我想這也是為什么修訂中對未來違規的處罰力度大幅度加大的原因之一。”

此次修正草案可以說是進行了大范圍的修改和補充，而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也于10月26日分組進行了審議。但由于上市許可人的責任、處罰力度、疫苗條款、藥品價格管控等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完善，此次修正草案并未得到表決通過。

雖然未得到通過，但是這次提交審議無疑透露出了當今醫藥行業的風向和趨勢。與會人員也表示，《藥品管理法》修訂堅持問題導向，回應社會關切，很必要、很及時。

此次《藥品管理法》的修訂，將“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這四個“最嚴”具體融入相應條款之中，使之可操作性更強，可以預見，今后《藥品管理法》中法律責任部分將設定更為嚴厲的處罰，無論行政責任、刑事責任設定，還是增加處罰到人條款，都將體現“四個最嚴”。

谷先鋒認為，此次修正草案提交審議，預示著我國對藥品管理更趨科學、完善、合理，對于醫藥企業未來的發展起到了有力的促進和正確的引領作用，具體表現在：第一，實行MAH制度，將極大地解放研發生產力，激發研發激情，提升研發效率。第二，疫苗等高風險領域，也是人們關注的焦點領域，對此本次修訂明確了責任主體，細化了管理要求，降低了風險發生率。以購買保險的形式保護廣大用藥群體的利益，充分體現了管理者的風險意識和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第三，通過對GMP、GSP等備案制管理模式的建立，使得對藥品質量的監管實現全鏈條，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第四，處罰到人，加大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同時對當事人實行10年的行業禁入，這無疑會對違法犯罪分子起到震懾作用。

“顯而易見，本次對《藥品管理法》的修訂透露出的風向和趨勢，一是處罰力度從重時間從快，二是更加強調過程管控。”胡曉春總結道，“盡管我認為從監管機構到企業自身，質量管理事前的預防舉措更加重要（而這方面透露出的信息讓人感覺即便沒有弱化但也沒有強化）；盡管我認為處罰不是目的而只是震懾的手段；盡管我認為針對全過程管控包括疫苗管控上的全程冷鏈體系的健全還存在漏洞（比如本次修訂上就有可能存在對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醫療機構的監管上漏洞，忽視或者遺漏了對藥品包括疫苗的儲存和使用過程的監管，而只是強調對生產經營環節的監管，而重大質量事故往往出現在“最后一公里”上）；盡管我對目前同時進行的國家機構更迭，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再次被精簡存在擔憂，但個人還是認為，本次對《藥品管理法》的修訂總體上肯定會對未來的醫藥行業的健康發展起到更好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