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進一步改革完善藥品生產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進一步提高醫療機構在藥品集中采購中的參與度并鼓勵跨區域和專科醫院聯合采購。隨后，各地跨區域聯合采購聯盟陸續涌出。

繼此前四省一市聯盟、三明聯盟、西部地區醫用耗材采購合作聯盟、京津冀耗材采購聯盟建立后，近日，廣東省啟動跨區域合作，與湖北省簽訂藥品交易戰略合作協議，探索跨地區聯合采購。

“跨區域聯合采購相對于單一區域來說，更加具備集團化和規模化的特點，能增強采購主體對藥品生產企業的價格話語權和談判能力。”11月30日，優品財富醫藥行業研究員蔣婷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不同的省份和不同的地區可以共享相關藥品采購價格的信息，通過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信息匯總和交換，推動藥品耗材采購健康發展。

多種模式并行

根據協議，湖北省與廣東省未來將在資質互認、信息共享、價格聯動、聯合采購、用藥保障五個方面探索聯合采購新模式，主要聚焦跨區域藥品、耗材和疫苗等交易品種的交易價格體系。

事實上，早在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完善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工作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5〕7號）中就曾提到醫院的藥品采購鼓勵省際跨區域聯合采購。隨著今年上述《意見》的發布，省級聯合采購有了實質性進展。

截至2017年11月24日，全國已形成三明聯盟、西部聯盟（10省、自治區）、京津冀聯盟、“滬蘇浙皖閩”四省一市聯盟和粵鄂聯盟。其中，三明聯盟成員已經包括了19個地級市和31個縣，西部聯盟和京津冀聯盟主要針對的是醫用耗材的采購。

蔣婷介紹稱，目前藥品聯合采購方式大抵分為跨區域采購、三明采購聯盟以及GPO三種采購模式。“四省一市藥品耗材采購聯盟、西部省區醫用耗材采購合作聯盟、京津冀醫用耗材聯合采購等跨區域集團均是跨區域醫聯體采購；而三明聯盟是一種特殊跨區域采購模式，主要是以地級市作為一個醫聯體增強自身議價能力；GPO采購則是通過藥品集中采購組織來進行藥品采購，但實際上只是以醫保為主導的少量幾個品種的采購。”

“但無論哪種模式，藥品采購定價原則都需要回歸到其經濟價值，以臨床的供需關系來決定市場準入價格才會相對公允。”北京一從事醫藥企業股權投資的投資經理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區域性的聯合采購短期內會使高價格區域的利潤被縮減，代理商操作空間減少。而從長期來看，區域壁壘被打破后有利于藥價回歸到相對合理的區間。

量價掛鉤難題

降低藥價一直被視為是深化“醫改”的突破口。2016年4月，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明確表示，深化醫改的重點工作就是全面推進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建立藥品出廠價格信息可追溯機制，推行從生產到流通和從流通到醫療機構各開一次發票的“兩票制”，使中間環節加價透明化。

“前期企業藥品價格普遍虛高，存在嚴重的回扣促銷問題，藥品流通中存在過票洗錢等腐敗利益鏈條。”蔣婷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成立了采購聯盟后醫療機構的話語權得到增強，量大價低是正常的市場規律。

“但在實施推行的過程中，在醫生和醫院收入分配方式未解的情況下，議價能力得到增強的醫療機構極可能與藥企進行二次議價。”上述投資人士表示，以醫療機構主導的議價機制在降低藥價的同時，卻并未能提升實際的采購量，“對于藥企來說，長期的價格戰將不利于企業的發展，部分中小型藥企難以參與，會適時放棄價格低于預期的競標”。

蔣婷也認為，現階段藥品生產企業的價格降低了，但是銷量上可能并未達到預期，造成了企業部分利潤的擠出，從中長期來看，企業容易陷入被動局面。

“藥品有合理的利潤區間才能促進創新藥的健康發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藥企市場部人士告訴記者，聯合采購加大了藥企的競爭壓力，因此對自身產品的市場分配更需要有全國布局。

另一方面，由于現階段多種醫聯體聯合議價模式的存在，與不同區域的差異性相配套的議事規則及監管措施并不完善。“不同聯合體的談判藥品原則上要錯位選擇，不重復、不交叉，但是實際過程中可能出現多個成員省份與企業重復議價。”蔣婷補充道，“當前各個省份醫保基金籌資能力和支付方式還是存在差異，在大規模區域展開聯合采購也存在一定的兼容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