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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心境上的持續低落，抑郁癥還伴隨一系列生理反應，如：暴躁易怒、精神無法集中、記憶力減退、反應遲鈍、學習交流出現障礙，更加重度的抑郁癥還伴有胸悶、心跳變慢、無法控制情緒、無法感知情緒等。
藥物治療 VS 心理治療
在Belmaker與Agam的一篇關于抑郁癥的綜述中（Belmaker，Agam，2008），將抑郁癥的引發原因歸結為：基因、生化影響以及外部環境影響。
抑郁癥的發生具有重要的遺傳基礎，早期定量行為學研究表明，遺傳因素可以解釋抑郁癥24%～55%的變異，家系研究發現親屬同病率遠高于一般人群。
對于外部環境因素，筆者理解為，對于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解釋，有抑郁癥傾向的人往往對事情有悲觀消極的解釋。
而在生化因素中，已經有5-羥色胺（5-HT）假說、去甲腎上腺素（NE）假說、多巴胺（DA）假說、乙酰膽堿（Ach）假說、r-氨基丁酸（GABA）假說等。簡單來說，即這些物質在人體內的濃度高低會影響到人的心理狀態。因此，針對各個假說研發出各類化合物，用于提升或者抑制某一些相關化合物的濃度，從而緩解病人因為抑郁癥而引起的生理反應。
因此，治療抑郁癥需要藥物治療與心理治療兩方面的努力。
抑郁癥用藥是基于一系列假說而研發出來的相關的化合物，目前5-HT假說越來越受到重視。該假說認為，5-HT能夠直接或間接參與調節人的心境，5-HT水平降低與抑郁癥相關，而5-HT水平增高則與狂躁癥相關。因此，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s）可阻滯5-HT的回收從而提升5-HT的含量，起到抗抑郁的作用。而該類藥物在整個抗抑郁用藥中，是臨床使用頻率最高的類別。國內常用的抗抑郁用藥類別及其代表藥物見表1。
國內外銷售情況對比
美國抗抑郁用藥在2014年達到67.85億美元。抑郁癥與焦慮癥藥物銷量合計占中樞神經藥物市場份額的40%以上，而抑郁藥與精神分裂癥治療劑合計占世界精神病藥物80%以上的份額。
由于在美國用于抑郁癥治療的藥物多是重磅級藥物，但這些藥物正受到專利到期的巨大沖擊，所以整體銷售額的增長是放緩或者下降趨勢。但是，處方量并沒有減少，2014～2015年，抗抑郁用藥的處方量在美國有近10%的增長。
反觀國內，抗抑郁用藥仍然是一個相對小眾的領域。原因一方面是抑郁癥的概念在我國普及程度較低，大多數人還是認為病人出現情緒低落的原因主要是自我心境未能調節好；另一方面，即使被診斷出是抑郁癥，也有很多人對藥物有抵觸情緒。因此在我國，盡管隨著國家的發展進程加快，各種社會矛盾突出，人們的生活壓力增加，抑郁癥的發病率持續上升，但抑郁癥用藥仍舊只涉及非常小的一部分人群。 三個考慮與未來趨勢
針對抗抑郁用藥的后期研發，主要考慮以下3個方面：
1.Lexapro（艾司西酞普蘭）會成為抗抑郁領域中的“金標準”
相比其他的抗抑郁產品，艾司西酞普蘭具有良好的藥效以及安全性的表現，因此會成為該領域的基準。
后來的研發產品，除非在藥效、耐受性或者安全性方面能超過艾司西酞普蘭，又或者在價格上遠低于其他SSRIs，才有可能在未來的抗抑郁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否則，抗抑郁用藥的整體市場還是會被SSRIs類別的藥物及其仿制藥把持。
2.關鍵性臨床試驗越來越趨于標準化
抗抑郁用藥的臨床試驗需要包括通常已經經過驗證的臨床療效終點，如服藥8周之后，通過漢密爾頓氏抑郁癥量表或蒙哥馬利抑郁量表，看病人的評分相較基線的改變值。
所以，未來的臨床研究趨勢，可能向難治性患者，或者聯合其他抑郁癥用藥的方向發展。
3. 改變現有治療模式仍是研發方向
雖然現有的一些臨床早期項目都有一定程度的受挫，但未來的研發趨勢仍然是要改變現有治療模式。
目前，有幾個早期的臨床項目有改變現有抑郁癥治療模式的潛力，均為單胺再攝取抑制劑。通常的做法是開發谷氨酸受體調節劑，以及與單胺再攝取抑制劑聯合使用，這些新的作用機制在一些早期臨床項目中都有體現。
但是，針對促皮質激素釋放因子受體、血管加壓素受體以及神經激肽受體開發的領先化合物均遭受了一定的失敗。現在，針對抑郁癥的研發線都避開了促皮質激素釋放因子受體和神經激肽受體這兩個靶點。
ALKS 5461是用于治療難治性抑郁癥的非成癮性κ- 型阿片受體拮抗劑，曾被寄予厚望，但臨床Ⅲ期中的2項試驗均未到達主要臨床終點，直到第三個試驗FORWARD-5，該藥才到達相應的臨床終點。
因此，未來的研發應該是針對難治的抑郁癥患者以及用生物標志物確定病人對藥物的響應程度這兩個方向。
對于中國抗抑郁用藥市場的開拓，筆者認為，并不在于新產品的引入速度，更多的機會應在于國人對于抑郁癥的認識以及觀念上的改變所帶來的市場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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